美國聯儲局在2020年3月兩度緊急減息，且減息幅度較大，兩次就減了1.5%，抵銷了之前6次的加息，現時利率已降至0至0.25厘水平，返回海嘯後接近零息的狀態。減息這一招是有盡頭的，盡頭就是零息，即減完0.5%，再減1%，如果經濟還沒起息，即代表息減息刺激經濟這一招已廢了，這就是經濟學中所謂的「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而這也是為何美聯儲在宣佈大幅減息後，市場擔心經濟將掉進「流動性陷阱」，導致美股出現恐慌性拋售，一切都是信心問題。
在我所寫的文章中，印象中有關分析「利率」的文章應該有不少於十篇，因為我認為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以利率主導的貨幣政策對經濟的調控是最快、最有效率的方法。當危機來臨時，央利可在極短時間內為市場注入流動性，而利率就是流動性的價格，降息就相等於間接為市場增加流動性；同時美聯儲亦多次示範了如何通過開動印鈔機買債去直接為市場注入流動性，兩者可以同時進行，稱為「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在08金融海嘯後，各國央行多次使用，樂此不彼。
然而，我亦經常強調一點，「量化寬鬆」如吸毒，一旦染上毒癮就但以介掉，每次持毒癮起就要吸食，而效用會邊際遞減，因此劑量要不斷加碼才能有相同的效用。「量化寬鬆」最大的問題是資金流向，市場流動性是增加了，但新增的流動性沒能有效地流入實體經濟，反而增加了投資/投機性需求，資金追逐高息及風險資產，最後只會推升資產價格，製造資產泡沫。全球金融一體化更使充裕的流動性流去其他發展中的新興市場，製造全球性資產泡沫，但對實體經濟而言沒有實際上的幫助，使全球經濟慢慢陷入了「低增長、低利率、低通脹」的惡性循環。
事實證明，在長期極低利率的環境下，金融體系永遠無法實現有效的資源配置，從而使經濟的運行效率下降，同時製造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使民粹主義抬頭。美聯儲自2015年底開始一輪長達三年的加息通道，連續加息九次，儘管市場不少人士解讀為已進入加息週期，但我亦多次強調這只是「利率正常化」的部署，而且是非常合理的部署，箇中原因正是為免墜進「流動性陷阱」，避免貨幣政對刺激經濟失效，當黑天鵝等經濟危機來臨時，仍然有空間即時以寬鬆的貨幣政策去應對。可是，這些年來，在美國進行「利率正常化」和縮表收水時，各國央行卻只顧自掃門前雪，繼續盡情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使美元這些年來一直都處於強勢狀態。
時至今天，當黑天鵝出現，全球經濟陷入危機當中，當所有金融資產、商品包括黃金和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都出現大幅下跌，只有美元依然保持強勢，美匯指數創新高。在市況動盪下，即使聯儲局緊急減息，投資者不會再考慮套息活動等因素，當資產和商品價格下跌，引發避險需求，資金最後都會流向最具避險功能的美元/美債。這樣下去，世界只會越來越依賴美元，美國亦更有條件繼續運用量寬去救經濟。因此，最後我們要探討的問題是，以量寬去刺激經濟的邊際效用有多高。或者從另一角度，需要減多少息，印多少銀紙向市場注入多少資金才能產生相同的效用，從而有效去挽救經濟？
在接近零息的情況下，再減便要負利率，以目前情況來看，負利率勢在必行，但若處於「流動性陷阱」之中，必須要同時推行大規模QE才能見效，當然這也視乎新冠狀病毒的持續時間，時間越長，對經濟影響越深，在財政政策難發揮大作用的情況下，央行能做的只會是大規模QE，而最後的結果必然是進一步扭曲經濟常態，財富分配將會更不均，慢慢趨向極端化，這樣下去的結果難以想像。
在過去30年中，全球化推動貨物、服務、資本、勞動力的跨境流動，改善了產品和生產要素的供給，生產成本的降低使需求上升對價格上升的拉動作用下降，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價格的上漲，減低了全球通脹。因此，不少經濟學家如伯南克也認為，金融全球化釋放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龐大儲蓄流入全球金融體系，是壓低全球利率的一個原因。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利益並未使一般市民大眾受惠，這導致近年來世界各地質疑全球化的聲音越來越強烈，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持續升溫，一系列政治社會事件相繼出現。這些事件相互交織，造成眾多經濟體企業和消費者信心走弱，製造業和貿易表現下滑，全球供應鏈受打擊，拖累全球經濟復甦。最後，造成今天的「三低」局面(「低增長、低利率、低通脹」)。
一方面全球化使病毒全球染病，另一方面，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化金融系統使「經濟疾病」迅速擴散至全球。全球化和科技的發展終究是造福還是造禍？
